我们的母辈会更多将“作为一个女性，理应为家庭付出”视为金科玉律，但随着岁月吞噬，她们当然会意识到，这种付出在自己身上，必然留下了一些伤痛与沉重的痕迹。
当一个女性反躬回首自己的人生，不论长短，她难免感受到一种剥夺。
张子枫、肖央等不同代演技咖加持，电影《我的姐姐》上映前就备受关注。某瓣一条最高赞评论概括了观众的一种期待：
希望这是一个姐姐可以做自己的故事，而不是另一个扶弟魔的故事。
电影直截了当地去戳中国传统家庭里的一个痛点：重男轻女+二胎。
张子枫饰演的安然，是一个从小不被宠爱、因为女儿身份而不被重视的“姐姐”。海报上，既是弟弟躲在安然身后，也是安然将弟弟护在身后。
《我的姐姐》海报
姐姐穿着朴素简单的白衬衫，一个平眉齐耳的盖碗短发，脸上的表情成熟、冷静，略显落寞。
在我童年成长的地方，这种发型被称作“男士头”，指代一种利落、独当一面，方便做事，且呈现刚性一面的发型。
某种程度上，《我的姐姐》的确摒除了套路化的“扶弟魔模式”，导演与编剧从一种温情路线切入去讲述亲情，全片同时饱胀着几种情感，压抑、沉重和温情，浓度很足。
但看完《我的姐姐》至少半小时后，我才感受到它的后劲——像是咽下一颗淋满糖浆的药。
药物的作用，是重新修复观众对亲情的嗅觉，是巩固人们体内关于亲人的情感衔接。
然而，女性议题之于它，似乎仅仅是个外壳，内里包裹着的，仍然是温情内核、亲情至上的家庭伦理。
01
弟弟，是姐姐的债吗?
“四小花旦”之一的张子枫，这次从“妹妹”变成了“姐姐”。
张子枫一直被称作“妹妹”，从8岁时《唐山大地震》的小方登，到17岁时《快把我哥带走》里面古灵精怪的妹妹，让观众记住了她那张稚嫩而清爽的小圆脸和圆眼睛，也感受到了她身上跳动着的灵气和率真。
这一次摇身变成“姐姐”，一股硬气、不服输溢出屏幕，就像她饰演的安然说的“命硬”。
安然发了疯一样地努力复习考研，努力工作，就是为了尽早离开这个地方。
安然努力考研，想要远离现在的生活
然而，一场意外来袭，父母双亡，只留下一个比自己年小20岁的弟弟。
姐姐与弟弟的差距不仅是年龄上的，更是亲情上的。
因为是个儿子，弟弟从出生开始就享受着父母饱满的爱，超出姐姐数倍。家庭合照上只有父母与弟弟三人。当年为了生二胎，父母甚至给姐姐伪造了残疾证明，谎称女儿是瘸子。
幼年安然向父母反抗
虽然在前20年，姐姐是作为独生女长大的，但她始终活在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阴影下，始终作为这个家里的边角料。
父母不够格的爱，让她过早学会了独立，也天然生出一股对弟弟的厌恶。
那么，面对这个陌生的、夺走父母的爱的“臭弟弟”，养，还是不养?
不养，就要背负道德与伦理的指责，周围所有人都在逼她“得养”;
姑妈劝说安然
养，那她自己的人生怎么办?
她才刚从大学毕业，打算去北京读研究生，未来正欲起步。
弟弟从小饱受溺爱，霸道骄纵，在家里对姐姐大喊“家里东西都是我的，你必须听我的”，还对着姐姐吐口水。
弟弟对姐姐吐口水
窒息，压抑，无助，笼罩着整部电影前半段。
“重男轻女”是一个深埋社会肌底的症结，是一个贯穿时代的痛点。就算脱离影视，相关的社会新闻我们也屡见不止。比如女儿被父母强制抚养弟弟;比如为了给弟弟买房，向意外去世的女儿公司狮子大开口索要赔偿;甚至比如，在条件较差的农村家庭，生下女儿直接丢弃……
《我的姐姐》中，安然对“儿子”身份降生到家庭中的弟弟十分羡慕
回到电影，实际上，最令我看得痛心的，不是安然一家，而是安然所在的医院里一个身患孕期子痫的高龄产妇。如果坚持妊娠，便会面临不小的生命危险，但丈夫坚持要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，哪怕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。
安然哭着对那个父亲喊出的一句“儿子就这么好吗?!”
喊出了多少被轻视、被牺牲的女孩的痛。
《我的姐姐》剧照
是，从观众视角，安然的弟弟的确是可怜的。
相比起已经大学毕业的姐姐，他在年幼的六岁就丧失了父母，无依无靠，家里亲戚没有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抚养，小孩思念父母却不会表达，只会哭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哭疲了累了，还是只能跟着姐姐走。
因为姐姐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。
中国老话说亲人是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，无论天涯海角天南地北，一日为亲，终生为亲，不论彼此间有多么深刻的隔阂甚至是深仇，血亲的力量，在国人心中堪比盘古开天。
化成灰都是亲人，有时候想想挺可怕的。
就像肖央饰演的舅舅那句话：“亲人，就是债。”不是他欠我，就是我欠他。
但身为女儿的姐姐，为什么就一定是还债的那一个?
02
套娃，不是非得装在同一个套子里
安然的姑妈家冰柜上摆着一副俄罗斯套娃，底盘不见了，零散的五彩娃娃一个挨一个，乖巧地伫立在时光里。
姑妈年轻时考上了西师大俄语系，后来又打算准备去俄罗斯，却因为家里的弟弟生了孩子，姑妈被母亲勒令回来帮弟弟带孩子。
姑妈讲述自己的经历
经常是这样，家里的一切优待都是留给弟弟的，一切牺牲都是留给姐姐的。
因此，姑妈才会从她们那上一代人的经验出发，认为安然应该做出一个姐姐对弟弟的付出与牺牲。
姑妈和安然，作为一个家族里两代姐姐，她们的命运互为镜像，也互相映照。
姑妈跟安然说，自己也一直都是姐姐
虽然成长于不同年代，但她们命运里的悲剧性是相似的：都不被父母偏爱，都为了家庭放弃了一部分自我，都从小被迫学会奉献和给予。
在姑妈那个多子女家庭，女儿的逆来顺受更是理所当然。学费、上学机会留给弟弟，帮弟弟带女儿，为了丈夫又常年操劳，大半辈子从没为自己活过。
姑妈在瘫痪在床的丈夫病床前痛哭
由于计划生育政策，安然从小被当作独生子女养，但她的父母从未停止过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期待。这个独女，不仅没有得到公主般的疼爱，反而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累赘。
虽然政策上无法“重男轻女”，但“重男轻女”的思想已经深深长在了父母心里，流淌在一代人的血液里。观念上的东西，是时代无法轻易抹除的。
兼顾不同年代的同一个群体，让《我的姐姐》没有局限于时代与个体，将“重男轻女”从一个家庭症结拓展成了一个长期的、嵌在历史里的社会症结。
导演游晓颖一向擅长讲述命运，电影将互为牵连的代际缀连成一张网，在网格里将亲情细细铺开。在其2018年执导的另一部家庭题材电影《相爱相亲》中，也是通过两代人的命运结合叙事的方式，去探讨亲情。
《相爱相亲》截图
通过姑妈与安然的对视与联结，电影也呈现了两代人的不同之处：
我们的母辈，会更多将“作为一个女性，理应为家庭付出”视为金科玉律，但随着岁月吞噬，她们当然会意识到，这种付出在自己身上，必然留下了一些伤痛与沉重的痕迹。
当一个女性反躬回首自己的人生，不论长短，她难免感受到一种剥夺。
安然和弟弟说：“我的人生不只有你一个人啊。”
可能是来自家庭的，也可能是来自社会的，然而，当她们想要真正逃出去，脱离出来，却发现没那么容易。
电影里，安然的坚持、强硬终于感染了姑妈。
安然向姑妈表达，想要拥有自己生活。
安然对养育自己的姑妈深深鞠了一躬后，姑妈望着阳光尘粒下的套娃，默想：“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。”
遗憾的是，整部电影的“野心”，也仅仅止步于这句轻飘飘的台词。
03
女性主义开头，温情说教滑坡
《我的姐姐》原本有个名字叫《踢皮球》，看完全片会觉得原名更有魅力，它至少涵盖两重含义：
其一，皮球是片中一个重要的情感道具。
弟弟爱踢球，准备领养的夫妇送给他一只皮球;弟弟因为不满姐姐要将自己送人，在幼儿园用皮球砸伤了同班女孩;姐姐一怒之下将皮球扎破，却在后来深夜走回家时默默从垃圾桶捡了回来。
其二，“踢皮球”寓意弟弟就像一个没人要的皮球被踢来踢去，姐姐更像是被家庭遗弃的守门员，被迫坚强。
父母离世后，抚养弟弟的重任就落在了安然一个人身上
将“踢皮球”改成“我的姐姐”，便将本片的第一眼吸引力打了折扣，某种程度也折射了导演的一念之差。
正因这“一念之间”，原本可以脱离传统的姐弟叙事，通往更深刻的可能性探讨，却差了一口气，最终滑向规训般的亲情牌。
电影最后一幕，安然终于还是不忍心将弟弟送人，姐弟两在草地上追逐着踢起球来，一幅欣然美好的画面。
可真的有这么欣然美好吗?
独自抚养弟弟给安然的感情生活也带来冲击
安然的未来问题解决了吗?姑妈劳碌的后半生解决了吗?她们依然要被男性家庭成员捆绑，无论感情有多深多厚，亲情这根绳，无论自己怎么努力、怎么挣扎，都摆脱不掉吗?
电影用一种直刺人心的亲情戟，捣碎了这些本应理性看待的疑问。
最让人难以共情的，是姐弟两从一开始的抵触，到突然彼此相依难以分离。
一开始姐弟俩互相抵触
短短几个月内，姐姐对弟弟感情从陌生与恨意到爱，其实不大符合一个备受委屈的独生女心态。
于是，电影选择让弟弟来承担这份情感的转折。
弟弟是可爱的，但这份可爱很危险，人们很难理性评价一个可爱的孩子，无论是戏外的观众，还是戏中的姐姐。
于是，弟弟从最开始的吐口水，到一口一个的“姐姐”，这种转变虽生硬，却让人难以开口挑刺，毕竟看着大荧幕上那一声嗲嗲的“姐姐”，心都要化了。
弟弟的一声“姐姐”，让姐姐心软，也让观众的心融化
这未必不属于一种绑架式的说服。
为了呈现这种转变，弟弟身上的很多细节也不大合理。一个6岁孩子，竟懂得在姐姐经期给她泡姜水，懂得和姐姐沟通，还会为了让姐姐安心去北京，主动打电话要求被领养。
编剧太娴熟、太精明了。
她知道何时何地安插情感爆发点，可以最精准地戳中观众的泪点。比如弟弟为了让姐姐去北京，哭着对她喊“我不要你了”。
眼泪的确是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但我们都知道，这仍然属于一种审美意义上的“亲情绑架”。
全片叙事的节奏是温柔的，它努力在用一种后天相处生成的，而不是血缘联结的情感，让姐姐与弟弟黏合起来，让他们二人之间有了一种自愿的惺惺相惜。
姐弟俩互相依偎
可这一层太浅了，在整体结局趋弱的笼罩下，显得力不从心。
通过重男轻女的话题，它本来抛出了一系列女性生存的困境，但到最后，影片却没有给出任何解答的可能性。于是，既没有讲好家庭，也没有对女性议题抛出有力讨论。
就像近年来热议不断的母职问题：回归家庭，或是保持自我?
成就自我是独立的个人权利，但回归家庭，往往出于女性内心深处一种无法被轻易抹除，且不断被渲染放大的母性。
《我的姐姐》中的弟弟说姐姐身上有妈妈的味道
母亲之于孩子如此，姐姐之于弟弟亦如此。
导演和编剧丝毫不掩盖自己对讨论女性议题的渴望，同为女性的她们，也理应更能细腻、巧妙地切入女性议题。但她们过于沉迷这种柔情的力量，为了给回归家庭、回归弟弟一个合理性，便用温柔的亲情来掩饰，但那些真正的痛点、疑点，却被这份温情的盲区掩盖起来了。
既然取材于社会议题，就必须全程紧扣真实的社会痛点，哪怕提出一些更有价值、更有探讨空间的问题，比如——
对于类似家庭的困局，社会可以做什么?
除了姐姐和弟弟的组合，哥哥与弟弟呢?哥哥与妹妹呢?姐姐与妹妹呢?这种“长养幼”的伦理探讨，是否还有更多可能性?
《我的姐姐》中姐姐和弟弟坐在父母墓前
就在这一两年，因为综艺、社会事件，“姐姐”这个词好不容易被从家庭身份里抽出来，揉入了更多丰富的含义：“姐姐”指那些不被外界目光与审视桎梏、大胆表达自我、尽情舒展与释放魅力的女性。
《我的姐姐》却将“姐姐”重新塞回了传统家庭观念里的称谓，到最后也没有讲“姐姐”与尊重、独立等概念联系起来，反而强调了照顾与奉献。
开了个好头，走了条老路。《我的姐姐》，实属遗憾。
